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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都仰赖写作之中的语言摸索

    2019-06-13 14:37

    记得大陆有人曾向我抱怨先生散文的“驳杂”,是的,这本《山光水影》与我读过的另一本《在柏林行走》,确实不像同一人的作品,但我对“驳杂”的看法大不一样。“驳杂”恰恰揭示了散文有更广袤的新疆土、新可能,也让读者懂得,美的创造不是中规中矩的一劳永逸,美是需要不断越界的创举。如同台湾散文大师王鼎钧已把小说、戏剧、诗歌悉数化入散文,先生也让他的一些散文具有小说的形貌,比如《一团面粉》《夜行》《圣诞卡》等,但抵达的来路与王鼎钧先生很不一样。大概王鼎钧先生早年的诗,远未有也斯先生诗的成就,前者的散文就不太仰赖语言的敏感摸索,前者靠事先深思熟虑的思考,创造了许多绝妙的说法。我在纽约与王鼎钧先生聊天时,蓦地意识到,他那些说法已先于写作存在,他驾轻就熟,写作时信手拈来。但也斯先生的思考方式,更像一个诗人,一切思想和意味,都仰赖写作之中的语言摸索,正是复杂诗意的驱使,令先生的散文有了更开放的“驳杂”,也令先生写得出所有的体裁:诗、散文、小说、评论、论文等。我也读过先生的小说集《养龙人师门》,从诗人的角度去理解,便有着更丰沛的说服力,那是诗人小说,里面的一招一式、一颦一笑,都充满诗的意味,都来自语言克制的恰到好处。先生以这样的诗心写了半个世纪,也该令有心人了解他文章的魅力所在了吧。

    先生着力旁骛的,当然是充满诗性的语言。细品先生的散文会发现,他的散文多数是逐句追随出来的,后一句追随前一句,前一句的节奏、语感、意象,都成为后一句的向导,文章意图并非事先预设,是依靠语言逐字逐句完成的一场发现。读者不得不跟着他的视线一起寻找,没有找到之前,读者会把文章主旨寄托于结尾。先生安排起结尾来,颇似美国作家卡佛,并不在乎读者索要的重要“意义”,常靠平淡无奇将意义悬置,令传统读者不太适应,如《路、房宇、海水》《一杯热腾腾的东西》《雨》等。这种顺应语言寻找之旅的写法,当然来自诗歌,也使散文不再变得一模一样,因为语言的每一次摸索前行,很难走同一条老路。语言通过摸索,既丢失了规整、一致,也造就了散文多样的面貌。比较《一团面粉》《烂头东北》《路、房宇、海水》等,可以看清它们大不相同的外貌,都来自对语言的尊重和顺应。

    读也斯先生的散文,会让人有突然不再眼瞎的醒觉。他早年是对夏宇等台湾诗人产生了影响的香港诗人,其第一本诗集署名梁秉钧。关于他的诗,于坚去年在南方都市报上写过一篇夸赞文章,他内疚先生这么好的诗,自己竟“发现”得这么晚,他俩本该一见如故。德国比中国大陆更早发现先生诗作的好,继邀请北岛、顾城、杨炼、舒婷之后,德国国际文化交流署把发现好诗人的目光,转向了先生。考虑到诗是先生早年创作的核心,我用诗的眼光看待先生后来的散文写作,也就合情合理,并不为过。打个有点抽象的比方,诗之于先生其它体裁的写作,犹如泛神论者的神之于万物,哪怕捡到一朵落花,他们也会对潜入了落花的神性恭敬有加。

    也斯先生的文学事业和身份,更适合用一个笼统的词“文学家”来概括,与当代津津乐道的“诗人”“小说家”“散文家”“评论家”等专家概念,格格不入。他的写作完全不受专业划分的束缚,这让我想到每种文化总会旁逸斜出,贡献几个类似的人物,他们意志强大,能力超强,不甘一生做某个体裁的专职奴隶。法国有考克多,美国有沃伦,阿根廷有博尔赫斯,他们都因其丰富的内心,不肯舍弃任何一个体裁。也斯先生身处香港这个“倾侧了的社会里”(也斯语),却做着和他们相同的事,那血淋淋的精神冲撞,可想而知。也许恰恰处于做文化事倍功半的社会,有心人更能感到诗的必要,因为诗是一切文字美感的源头,惟有它,不会乐于接受商业理性的控制。就诗的本性来说,诗是一种脱离设计的迷思、想象、浪漫、情感,很难成为现实主义文体,先生善用它来写散文,就会在人迹稀少的个人与社会之间,找到重新发现、想象和命名的自由。这是沃伦、博尔赫斯等人写作历程中的真实故事,也是藏在他们多种体裁写作中的共同秘密。也斯先生,这位香港的后来者、集大成者,靠一己之力的摸索,居然殊途同归,和上述境外前辈一样,走上了一条包罗万象的写作之路,即试图把观察和思考,用意味幽远的诗意永远锁牢……

    诗是先生散文中看不见的灵魂,这本《山光水影》便是极好的例子。如果说这些短文的精短,不只是因为报纸专栏篇幅的限制,也取决这些短文具有的诗心,一定会有人质疑我。但我想说,这些短文之所以吸引人,是因为先生选择了一种诗性语言,这种语言的根本智慧在于克制,和对悖论的迷恋。“小岛睡了。小岛并没有睡。那些躺在门前帆布床上的人静了,但还有我们,还有这场凌晨三时半的雨。”(《长洲,凌晨三时半的雨》)“对事物知与未知之间,生活一切还不曾固定下来的那些光阴是最美的,但也是最充满焦虑的……就像这个雾的故事。”(《雾》)“没有事情是完美的,当风在外面怒吼,而这是你在黑暗世界上唯一的营,你会珍惜枯枝的火光、吵闹的笑语。”(《风中的营》)。先生善于把事物的两面拉入短文,同时打开正反,来产生悖论似的妙趣。这不是无关宏旨的策略,恰恰是先生从诗继承的最妙的思维,使得他总能看见事物的“另一面”。“另一面”之所以被人们忽视,是因为它不只是客观物象,身临其境也未必能看到。这“另一面”来自诗人的主观凝视,若无一颗比常人深的诗心,“另一面”就会雁过无痕。在《晒太阳的方式》中,先生不会略过正常晒法,但人群中隐着一个少女的胆怯晒法,也没逃过他那双被诗训练的眼睛,“双脚却是暗灰色,那是因为她穿了丝袜……这双灰暗的腿,像两头臃肿而犹豫的野兽,试探地爬上前面低低的铁栏,举起头,笨拙地转动,初次尝到阳光的滋味。”在《早上的事》结尾,先生写道:“我忍不住想:我这样体谅机器,机器也会同样体谅我吗?清风哗笑着在我头顶经过。”诗心不止令先生始终难舍事物的两面,使他看得更远、更多,也让他心有旁鹜。